相比起攻陷墨家机关城，李斯更注重文字改制。将攻陷墨家机关城的任务交给手下去办后，李斯一头扎进了茫茫字海中。

    小朝会之后，胡毋敬所在的奉常府立即忙碌了起来。

    李斯吩咐下来的两件事各有繁难。

    全面勘定七国文字，相互参补而最后确定华夏总字数，这件事难处在数量大活路细，稍不留神便有脱漏。胡毋敬原是太史令，几乎熟悉所有的才具文吏，当即从下辖各府遴选出一百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勘字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作。

    而确定文字基准，其难处则在于梳理文字的历史脉络，参以现行七国文字各自的数量多寡、表意丰薄、形制繁简、书写是否清晰等等方面，最终方能确定。可以说，这件事实际是一次浩繁的文字考据工程，比勘字更见治学功底。

    反覆思忖后，胡毋敬从博士学宫遴选出了六位儒家博士，并亲自主持，立了个名目叫文字春秋署，此名获得博士们的一致喝采。毕竟，战国之诸子百家，论治学的功力还是数儒家最厚。

    孔子作过春秋，编过诗经，给周易补写过爻辞，件件都做得缜密仔细无可挑剔，成为天下公认的经典。自孔子之后，儒家治学蔚为风气，及至子思、孟子师徒二人更是将其发扬光大。若非儒家大部分人始终坚持复辟周道分封，眼下定然是另外一番气象了。

    一个月后，“临危受命”的六位博士一致认为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乃是秦国文字，而不是山东六国文字。

    胡毋敬听后大是惊喜，但却丝毫未显于形色，反而黑着脸道“文字基准要让天下之信服，诸位且说说其理何在”

    这六位博士分别是李克、伏胜、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后四人后来更是成为西汉初年的“商山四皓”。六人皆不善言谈论战而学问扎实，在七十余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

    面对胡毋敬的质疑，六位博士人各自阐发各自的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位博士的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然后带着它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史籀文，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在文字上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周王朝的史籀文。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就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使用的始终都是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但是，自春秋开始，山东六国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周天子威权松弛，再加上诸侯自治不断扩大，整个天下变的日渐活跃而且由于文字书写材料的不断丰富，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还有战争的逐渐增多，人们对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原因不一而足。但总归是，在中央周王室已经无力统筹的情形下，各国的文字都开始自行其是地发展起来了。

    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两方面一是各国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许多符合实际需求且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惊人地丰富起来；二是各国文字书写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让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原本已经有了差异。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书写不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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