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整个暑假，我过的索然无味。

    虽然张楠和猴子等人来找过我几次，但我的精神依然集中不起来。

    我并没有把季晓娟的事告诉他们，只是说季晓娟一切过的都很好，并讲了我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只是把搬家后的情景当成了常态而已。

    这也是我性格变化的体现，要是以前，我肯定会如实讲出季晓娟的遭遇，甚至会夸大数倍，并绘声绘色的讲述我大战流氓的经历。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一想起季晓娟满是泪痕的脸，和她拼命灌酒的情景，我感觉很残忍，我不想再回忆这种残忍，更不愿把这种残忍告诉别人，那样做既丢了季晓娟的脸，又让别人不放心。

    这次的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还有权力那不可战胜的力量。

    古庙事件时，我被带走调查，那时我也曾感觉到自己的渺和无力，特别是在黑屋挨打之时，不能还手不能挣扎，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奈，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

    但那时，更多的是对权力的藐视，因为那时的权力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我无力改变什么，只是从心里痛恨权力、鄙视权力，心里想的是，如果你们不是有权，你们连狗都不如。

    但季晓娟这次，权力分别在我的对立面和己方阵营中出现，使我明白权力不光可以用来打压别人，还可以用来救人，区别在于谁去运用、如何运用而已。

    自己的拳头够硬，但充其量只是一介莽夫，“匹夫一怒，流血五步”而已，在真正要解决的事情面前，拳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或者说只是解决点局部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我竟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自己的功夫了，虽然没有丢下，但却不肯在人前显露，甚至想着有朝一日能忘了它最好。

    思想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时你感觉越思考越没有头绪，然后就会再去思考，变得更没有头绪，走进这个怪圈，执着的人就有可能走火入魔。

    分班的事已经确定了，甚至已经传出谁和谁在一个班、谁和谁不在一个班之类的道消息了。猴子是铁定要留在一中，开他的卖部了。

    开学了，初班。

    我没有任何感觉，五班就五班吧，身边坐的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张楠分到了初三二班，胖子分到了六班。还好，邢雯雯和我分到了一个班，都是五班。

    张强已经辍学，在家坐等毕业证。

    那时的农村中学，就有这种风气，或者说习俗。到了初三最后一年，为了保证升学率，一些差生便会被纷纷劝退，并承诺会照发毕业证。

    成绩落后的同学，明知道升学无望，在学校里也是一种煎熬，一般都会很知趣的自动辍学，反正毕业证还是有的。对于这种情况，老师们举双手赞成，就差开个欢送会了。

    那些不主动的，就会由老师明里暗里的点拨，劝其早作打算，结束这痛苦的学生时代。

    所以，到了初三，学生数量骤减，这样便于老师们拿出更多的精力，照顾那些有希望升学的同学。

    原来一中六个班，二中六个班，初三并校时，两个学校加起来才编成六个班，学生辍学近半。到了下学期，每个班也就只有三十多人，近三分之二的学生辍学，这就是当年赤裸裸的农村现象。

    只有胖子是个例外，这家伙学习不行，但喜欢学校里这种呼朋唤友的感觉，不肯主动辍学。老师点拨、规劝数次，依然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只得要求他少惹事，安分守己一点。

    二中的老大换人了，成了胖子，虽然他已经很收敛了。

    而我，早已退到了幕后，对所有事不闻不问。胖子说我变得越来越没劲，张楠说我变得放荡不羁了，其他同学说我有一点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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