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一旦遇到特殊的外部刺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将某些碎片调取出来。也许就是因为潜意识发挥了某种作用，简霖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却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己幼年曾经居住的社区。

    就这样，她仿佛被一种力量牵引，回到那贫穷和破败的原点。

    那是一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上海搬迁至本地的一家国营纺织厂的职工宿舍楼。这些楼房统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部都是楼高5层，联排四个单元门为一栋楼，整齐排列成一个全开放式社区。该社区里的职工宿舍楼，还家家户户室内配有抽水马桶。要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如不想半夜摸黑或挨冻跑去公共厕所，就只有在自家放置一个木质圆形马桶。因此，抽水马桶在当时，是非常难得和高级的室内配置，这片社区曾代表了先进和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家国营工厂早期的职工，大多是举家迁至当地。当年因不愿离开十里洋场、繁华大都市的故乡，不少人对工厂搬迁提出异议，有人甚至因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直接，在□□时被打成□□，并遭受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

    简霖刚走到那熟悉的单元门入口处，看见不远处，一个令她不齿不屑的男人，正在无所事事地闲逛。她从不愿承认，此人是自己的姨父。

    假如按李鸿章所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情”，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也许是这个国家最为不幸的一代：在应当接受教育的年龄遭遇□□，参加工作的时候又经历上山下乡，人到中年再不幸被下岗。而这个男人，就是那最为不幸的一代人之中的典型案例。被时代伤害，并不是他的过错，可自从90年代初下岗后，这个本应承担家庭责任，红光满面、膀大腰圆的男人，以各种身体抱恙为由，龟缩在家近20年。一家三口，靠简霖的姨妈在私营纺织厂做生产线女工的极微薄收入过活。每每想起这些，简霖总会感到一丝心疼。那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勤劳善良的普通妇女，靠卖苦力挣得的每月几百块进账，不但要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要负担女儿的学费。自打女儿从服装学院毕业，嫁给一个私营服装工厂小开后，她的老伴，那个好吃懒做、自以为是的的苏北男人，居然从顽疾缠身到短时间内神奇迅速地痊愈并康复。在这个男人将近30年不事劳作、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岁月里，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报，还隔三差五数落他出生、成长，并在此就业结婚生子、养育他、接纳他、包容他的这座城市，甚至不时揶揄那个未曾嫌弃过他的贫贱，这一生只有共苦从未有幸同甘的糟糠之妻。这个苏北男人，永远以自己那遥远的、国际大都市的祖先和祖籍骄傲自豪，甚至要求自己的外孙以苏北方言称呼自己和老伴，以此证明自己与本地人不同的高贵出身。

    简霖面无表情地从这个对她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长辈面前经过，自15岁以来，她就再没有主动和这个苏北男人说过话，她从心底鄙视这个年轻时靠顶替父母在工厂的岗位就业，中年下岗之后靠做当生产线女工的老婆吃喝，晚年打算继续靠给工厂主当儿媳妇的女儿养老送终的巨婴。每每想到这一切，简霖的内心既无奈又愤怒，于是她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今天的好心情不受影响，并快步来到曾经自家的阳台下。

    仰起头，阳光从背后照在身上，一点都不刺眼，反而让人觉得暖暖的，很安详，很舒服。她定定地看着那空荡荡的阳台许久：破败的门窗，锈迹斑斑的围栏，既亲切熟悉，又苦涩遗憾。当年，近乎赤贫的一家五口，曾住在靠近这个社区东门的一个单元楼2层，那是一套面积不足70平米的一房一厅。这些年，当她无数次躺在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楼层豪华大床房，以及现如今所居住的高尚小区复式内，梦见自己回到眼前这个凋敝破败的小屋，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永久刻在其脑海里：墙面到处是剥落的油漆，客厅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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