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普遍战斗。斗争的终结是一个伟大的终极历史时刻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将使得资产阶级时代的“民族”（nation）消失，或者说纵向划分的政治空间消失；由于从此进入无阶级社会，横向政治空间也将因此消失，整个人类世界进入一种普遍均质的状态。这便是用时间克服了空间。

    从另一角度来说，在这一终极历史时刻尚未到来之前，纵向的政治空间仍然存在，在已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阶级统治，在还没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民族自决；而横向的政治空间也一直存在，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斗争，并作为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一旦有了对于这样一种终极历史时刻的理解，有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人们便可以通过主观能动的行为来推动时间对空间的克服加速到来，这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至于这一终极历史时刻何时到来，在哪里到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以什么节奏到来，则有赖于革命领导者的判断。

    这带来一个衍生结果，就是革命领导者可以基于其判断，而以各种方式来利用不同的政治空间结构，对给定空间结构进行各种击穿，又创建必需的新的空间结构，由此而浮现出可以打交道的不同政治对象，可以视情况所需变换政治结盟关系，并能对此进行逻辑自洽的正当性辩护，形成具有极大的政治弹性与灵活性的政策方案。而用以为纵向空间的国家政治进行正当性辩护的各种观念系统，在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当中是否仍然具有正当性，则取决于革命领导者对于历史时刻的判断，但即便仍然有正当性，也是一种工具性的正当性。阶级政治有自己的一套正当性观念系统，它超越于旧有的观念系统之上，统领并视情况调用各种观念系统。

    在这样一种时间、空间结构下，一切空间性的东西都被相对化，非终极的、日常时间性的东西也被相对化，它们都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差异，它们都将被那个终极历史时刻所超越，它们的意义也都通过那个终极历史时刻而获得识别。在终极历史时刻的观照下，一种终极命运审判式的精神结构建立起来，一切日常的禁忌都被打破，一切现实当中的魅惑（ehantment）都被祛除，一种无比宏大的世界观念被建构起来。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这是一种不仅突破了“地心说”，也突破了“日心说”，甚至突破了“宇宙中心说”的时空叙事，任何以其他模式生成的历史目的，都会被它消解掉。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想象力的空间，对于世界秩序拥有超级的思考格局。

    但超级格局还对应着另外一重面相。所有的这些超级格局，都以终极历史时刻来正当化自身，终极历史时刻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信仰。古典帝国也有其终极时刻，由宗教给出，将实现于彼岸世界；对该终极时刻的教义解说，会被转化为一种法理化的讨论，其在日常时间、日常政治中转化出一种具有可预期性的法权秩序。共产主义的终极时刻基于对历史规律的理性把握，将实现于此岸世界，对它的解说倘若被法理化，便与此岸世界的资产阶级法权难以区分，所以它会拒绝法理化的努力；这就让日常时间、日常政治本身的可预期性遭遇到困境，一种稳定的日常法律秩序难以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复杂纠结的状态，必须通过革命领导者的临机决断而获得突破；于是，革命领导者就会转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肉身化呈现。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当中的一系列复杂难解的困境，也隐藏在这一重面相中。

    在这种超级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远大于中国国民党的动员效率。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基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而获得了新的军事动员效率，但是此种组织原则与其道德原则并不足够匹配；更准确地说，国民党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但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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