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科举取士的标准已经改变。以前文才为先，如今已经是以治理能力为先。反应在科举上便从以前侧重诗词赋转到了策论上。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最后一天的重要性。若说之前两日考的都是基础的知识，考查的是学子们对于经史子集的掌握程度，以及诗词文章的表达能力的话，那么策论便是要考察这些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对策以及见解，考的便是实际的思考和理政的能力。

    方子安最担心的其实便是这一场，因为前面的几场无非便是死记硬背的内容，诗词赋则大可‘借鉴’名篇，肯定不会出什么差错。难就难在这最后一场。策论题目未知，所以要靠的是真正的理解和笔力，而且必须要有见解才成。方子安的担心便是源于此。题目若是越贴合当下的实际，反而是越难为之。

    然而，当拿到了题目之后，方子安长长的松了口气。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尚书有云：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今大宋繁盛，世风渐糜，学风亦然，浮夸骄矜自大之风甚之。为学这刚愎自为，目中无他，可乎？试论之。”

    这题目根本不是方子安所想的那样，是关乎时政之类的策论问，而是不痛不痒的关乎为学的题目。这种题目其实是老掉牙的题目，这样的题目本身便是浮夸无味之题。方子安既高兴同时又深深的叹息。这才安稳了几年，连取士的科举都已经呈现出一种浮夸不切实际的表现，要学子们写的是这种对现实毫无裨益的文章，这显然是一种倒退。又或者这根本就是有意为之，故意规避一些敏感的问题。关于战与和，关于军务政务，关于吏治，关于忠奸等等的题目，只要有可能触及一些敏感之事，便一概规避。这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禁言。

    在秦桧掌权之下，显然他不会允许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争论。那些都有可能会翻他的老帐，揭开朝廷的伤疤。所以，科举的策论题目便成了这种毫无营养的老掉牙的并无实际作用的题目。

    不过对方子安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这一类空论的文章很多，而且写得精彩的也不少。方子安搜肠刮肚一番，很快便从残存的记忆中找到了一遍。当下磨墨剔灯，提笔疾书。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洋洋洒洒一篇《问说》很快便落于考卷之上，也不用担心会有穿帮。因为写这篇文章的人活在几百年后的鞭子朝。方子安打心底里感谢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若不是他逼着全班人将每一篇文言文都背下来，此刻还真是有些抓瞎。当初被方子安深恶痛绝的行为，如今却在近千年之前的这个时空给了自己助力，这不得不说真是一种玄妙的造化。

    但其实，方子安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感。自己之前是真的用心读书了，想着搞不好要真的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科举的。不过，方子安却也不是愣头青，这种事还是不要冒险的好，既然能借力，最好还是借力。这年头科举可是三年一次，若失手了，便又得耗费三年时光了。所以方子安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把稳牌，厚着脸皮借鉴了一回。当然，学习也并非没有派上用场，比如第一场考的帖经墨义数百条，便都是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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