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径，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几？皇上亦何以致治乎？”
    曾在淮徐道任参议，于去年五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的徐标在进京召对时曾如此对崇祯道。
    崇祯听后，掩面欷歔泣下。
    徐标所言的江淮便是徐州、海州及临淮地区，自崇祯八年农民军冲出河南包围圈后，江淮地区便如徐标所奏那般了。
    在扬州时，陆四曾与扬州府尹、那位前明进士郑元勋对当前局势有过一番深入交流。
    就“何以得人心”这个问题，陆四曾高谈阔论一番，说要将富者之地分于贫者，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如此贫者必踊跃支持淮军。
    郑元勋的回答就同徐标奏对崇祯差不多，直言江淮及中原乃至西北诸省，已然地多人少，千里未有农耕，大量良田抛荒，贫民若种地何须分地？
    郑之言让陆四止语，细细想来果是在明末没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概因如郑所说，千亩地有，千亩地上却未必有一人。
    如此条件，你陆四搞什么分田地，不是脱裤子放屁，又犯了教条主义么。
    扬州及江南这边，更是没有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壤，却不是没人，而是江南、扬州的土地大多种植经济作物。
    尤其是苏松常一带几乎遍地家庭式的手工作坊，江南人民早已从农民转变为原始形态的工人，他们的“工钱”已然能保证一家温饱，甚至还很富裕，如此要他们放弃较高的收入去种地，简直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自古以来，“不种地”才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
    陆四真要在这种地区搞什么分田地，恐怕他就是那个要被人民推翻的反动政权。
    至少在崇祯十年以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后世这个土壤之所以肥沃，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
    现在，是地多人少。
    所以打那回之后，陆四再也不提什么分田的荒谬想法了，清乡所得的地主士绅田地，都是采取发卖或出租这一形式“变现”。
    就这，还有很多农民不敢买，不敢租，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个大顺长不了。
    针对这种情况，陆四采取的是“半强迫”方式，就是强租或强卖给这些农民，并且都是以极低的价格，通过乡村公所的建立减少原先地主士绅“包乡”产生的大量中介费用——杂税，使得农民们把账一算就发现自己实际是非常划算的，那么他们的抵触心理就会减少。
    最重要的是，这是“贼军”强迫他们租买，所以将来就算是官军打回来，他们也不算是“从贼”，大不了将土地交回去就是。
    这种心态才是人的正常心理，陆四对此也很认可，因为只要淮军能够不断的壮大，地盘不断的增多，农民的那种“讨便宜”的心态就会慢慢稳固，从而转变为支持新政权的动力。
    不管革命还是造反，都要实事求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历史早就证明了教条主义要不得。
    十几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明朝北方人口最少下降了一半，这才有了徐标所言“鸡犬无声，未遇一耕者”，而这位保定巡抚看到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
    徐大绥也姓徐，但和徐标没有关系，他原先驻扎的临淮地区就是徐标所说的“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径”。
    穷的实在是没办法，徐大绥才不情愿的带兵来了淮安，因为他要不来的话，凤阳总督马士英就有可能断他的军饷。
    来淮安后，一开始徐大绥也很卖力，想着淮安是漕运重地，城中肯定富得流油，要是攻进去必能大捞特捞一把。
    所以，在最开始的几天，徐部猛攻淮安北门，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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