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种宗教理念和信仰的基础对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或许这些佛教信众并没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或许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们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起居生活在吃斋、放生和遵守不杀生戒律的过程中赋予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毫无生命迹象的植物、土地以佛性的尊重、呵护。
    把万物与人类相提并论共同礼遇甚至给予它们的敬重胜于自己的同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无论是哪一个宇宙文明在馄饨初开的时期人们也曾经用一种敬仰或关注的目光去看待自然把它看作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
    但自人类的出现不断的繁衍以数量占据了万族前列之后在自然目的论观点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时间是把人类放置在自然的中心位置。
    所谓的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目的的。
    地球上一个很有趣的西方古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
    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和评判万物的尺度。
    地球上西方的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把人类描绘成上帝最钟爱的生命状态甚至把他的形象赋予了人类并告诫人类：“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当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
    因此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
    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并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我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一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
    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
    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
    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伽利略则进一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并使它们服从数学的规律。于是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便被看作是没有活力的物质。
    在此基础上英国的培根通过他的《新工具》向人们宣布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
    “知识就是力量”便是培根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在培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
    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应当承认对“自然”的新认识修炼文明逐渐剥离凡人界修行者们的消失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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