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8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和纪录影像分别都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也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这些事情当然不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地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

    “从2002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尽管这样，他们的团队自4月份开始就停发工资了。

    他们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上。为了长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资料都要数据化，“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情：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回50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的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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