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清晨五点半左右，肖战歌正在宋哲元借给司元功的那个小院子里扎着马步，院门被敲响，一个士兵大声喊他：“肖教官，有人找。”

    院门打开，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见到他问：“您是肖教官吧？”

    “你是？”

    “我是永利制碱厂的郑德发，范厂长让我来找您，”工装年轻人说着，递给他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范旭东写的一行字，证明郑德发身份的。肖战歌将卡片收起来，向那个士兵敬个礼，说：“兄弟，谢了！”然后将郑德发拉进院子里，问：“发生什么事了？”

    郑德发嘴巴很利索，三言两语，肖战歌便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范旭东听进去了他的劝谏，准备将精盐厂和制碱厂搬到澳门去。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通过关系，在澳门那边办好了手续并租到了厂房。为了不影响天津这边的生产，他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法子，即以单条生产线为单位进行搬迁的同时，向国外采购新的生产线。单条生产线的搬迁，按说动作不大，不至于引起各方警惕。不过，昨天，就在范旭东准备亲自押解一支船队南下的时候，日本人的两艘炮艇，却突然的将永利厂的船队给堵住了

    肖战歌问：“范厂长没找冀察当局？”

    “找了，不过据说宋将军非但没有说日本人的不是，反而拍桌子骂我们永利，说我们永利此举是动摇民心，是在刻意营造平津紧张局势。”

    “宋军长真这么说？”肖战歌诧异的问，再想想，又释然了。宋哲元视平津为自己的地盘，当然不愿意放永利这样的纳税大户离开——“范厂长没让你找李参谋长？”

    “我先找的李参谋长，李参谋长让我来找您——”

    肖战歌苦笑起来，想了想问：“能不能买新的设备重起炉灶？”

    郑德发的眼睛里有亮光一闪而逝，说：“我们范厂长说了，如果李参谋长或者您这么说，就让我告诉你们，如果要买进全套新设备，那盘尼西林就困难了。”

    听了这话，肖战歌再次苦笑，说：“那当我没说。”再想了想，他说：“这样吧，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请个假，这种事，我得到现场才行。”

    肖战歌此时并没有将日本人炮艇封堵永利船队的事情和自己联想到一起，他有所不知的是，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敏感，好像一直在盯着永利厂似的，根子正出在他的身上。

    将时间前推。在田代皖一郎抵达天津的第五天，海光寺，田代皖一郎的办公室内，有五个人正在谈论着有关他的事情。

    这五个人，分别是新任屯驻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参谋长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拜肖战歌所赐，土肥原老鬼子也受到了处分，由沈阳特务机关的机关长，被贬为北平特务机关的机关长）、真田野志还有一个穿着西装，梳着大背头的公子哥。

    “我调阅了大量的人证物证，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佐佐木野刀和佐藤宏阁下的死，与突然离开天津的吴佩孚有很大的关系。我建议，对吴佩孚的府邸进行一次全面的搜查。整个搜查过程必须秘密进行——”

    提议对吴府进行秘密搜查的正是真田野志，当天晚上，他亲自带队，对吴府进行了全面搜查。当他们找到那条地道的时候，真田野志在内，所有日本人都惊呆了。

    次日，还是田代皖一郎的办公室，还是昨天那五个人，真田野志眯起眼睛说：“本来我只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三不管儿擂台案、屯驻军军火失窃案，都和吴佩孚这个老贼有莫大的关系——”他说着，扫视田代等人一眼：“我甚至怀疑，滦县枪械修理所的失窃，佐佐木中队遭遇的伏击，都和吴佩孚有关——诸位，我绝不是危言耸听，也许，我们碰到了一个有组织的顽固的反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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