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之言，往好处讲是金玉良言，是给赵昺一个提醒，要他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从而引发朝中动乱；若是赵昺心眼儿小点，那就会理解成对自己的威胁，不要成为士人们笔下遗臭万年的昏君。这话要是别的皇帝可能还真有所顾及，担心史书上留污。

    不是有人说唐太宗之所以开创了一个盛世，就是因为其夺权是逆取，朝廷在修撰晋书的时候就有些议论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为此感慨，言称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会记得这么牢，做了很多好事却总是记不住。而他要改变历史对自己的记录，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

    但是赵昺不怕，他明白世上没有完人，一辈子不可能总做好事，也不会让每个人都拥护。也知道无论是谁都会被历史遗忘，在他上辈子提起唐太宗可能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可能都没有其那个傻兄弟出名，而被历史上认定的奸佞反而被平反，被人们时常提起。所以他还真不在乎史书上怎么评价自己，是明君是昏君岂能是几个所谓的名士能够评判的。

    赵昺也并不否认儒士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宋朝士人取得的成就。宋儒再次开启了历史文化溯源运动。这次运动出现了很多极其聪慧光芒四射的大学问家，那便是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儒天团，他们创造的历史，与唐儒相比，那是欺负唐儒。和汉儒相比，也只能显得其更加的璀璨，也更为出色。

    但是，赵昺以为宋儒们的路似乎走的有些偏，并且越走越远逐渐偏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本旨。出现了体系化，本体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宋儒的理学，更像是柏拉图的那种类型的思想，而不太像老庄孔孟的那种思想。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出色，但是却似乎用力过猛拔断了源头的那颗根。以至于后世的几朝，再也无法发起文化溯源运动，使儒学失去了活力，变的故步自封，走向了狭隘和偏激。

    不过随着儒学在宋朝占据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儒士们也开始膨胀了，产生以我独尊的想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参与权力的争夺，甚至挑战皇帝的权威，并开始排斥其它学派的思想。俨然已经成了控制国家的幕后集团，要将皇帝虚化。

    要赵昺说此时的儒士们有了主人翁思想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样是作死的行为，他们忘了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谁，忘记了现在仍然是君权社会。且的他们的思想中有了许多的不合时宜，比如儒家讲的伦理靠的是人的自律，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有许多问题和情况不是靠自律能解决的，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

    适者生存这是常理。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六家要旨提出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赵昺以为这是对的。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而儒士们忘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往往指挥不动了，它自成体系，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况不明，何以制之。而君王在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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