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政事、中书侍郎张璪一见此状，上前奏称：“臣以为，种谔和沈括熟知当地情况，朝廷可以选择横山和永乐之间的一处地方筑城，这便能综合二人意见，叫他二人知道皇上各有采纳。”神宗摇头道：“难道是要在他们二人之间折中而行吗？筑城一事事关我大宋万年大计，半点儿也马虎不得。”张璪连连称是，径自退下。尚书左丞薄宗孟道：“圣上所言极是，臣以为，可派一人代表皇上亲去西北一趟，由他亲自查访，并综合种谔和沈括二人意见，再呈报给皇上，由皇上定夺。”

    神宗喜道：“薄爱卿言之有理，我大宋这几仗胜得不易，越是小心谨慎越好。可是当派何人前去为宜呢？”众臣低声议论起来，都想向皇帝举荐个稳妥的人物，一来可以立荐人之功，二来也可充实本派的力量。其时因王安石变法，朝中已分两派，一是主张变法的变革派，一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依靠北方大士族“马上得天下”，当了皇帝后便即在禁中刻石，石上有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此一禁令无形之中使得朝中重臣多出自北方大士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也肆无忌惮，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王安石是临川人，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最先触及的就是那些出身北方的高官的利益，是以守旧派以北方人为主，而支持变法的变法派人物，大多是南方小士族的代表。

    参知政事蔡确这时抢占先机，奏道：“给事中徐禧曾博览周游，素知各地古今事变、风俗利病，臣以为他堪当此任，所以臣举荐徐大人。”这蔡确，乃是泉州郡城人，自然是北宋变革派人物；而那徐禧，字德占，是洪州汾宁人，亦是变法派人物。徐禧少有志度，博览周游，以求知古今事变、风俗利疚，不事科举。熙宁初，王安石行新法，徐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神宗见其所上策，说道：“禧言朝廷用经术变士，十已，然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试于有用之地。（按：此话引自《宋史·徐禧传》）”即破格授徐禧以官。徐禧还颇得王安石青睐，此时已官至给事中。

    神宗道：“不错，徐禧颇有才学，又有大志，常言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心生胆怯，不敢用兵。朕还听闻他最近在研究什么古今兵法和五行术数，说是要创一套阵法出来，为我大宋平荡西藩，此刻正好一用。”守旧派人物一听，无不大惊。众人皆知，那沈括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甚是积极，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也是变法派的人物，倘若皇上派徐禧前去西北，且不说种谔和沈括的观点孰对孰错，就怕徐禧联合沈括一起对付种谔，那时种谔可就有苦难言了，当即便有守旧派人物站出反对。神宗道：“徐爱卿也是朕心中的不二人选，众卿既有人反对，不知何人比徐爱卿更适合一去西北呢？”众大臣不敢多言。

    宰相王珪上前奏道：“皇上，臣以为可另派内侍省押班李公公随徐大人同去。”这王珪号称“三旨相公”，他的建议可不是为了帮助守旧派牵制徐禧，实是为了自己能保住相位。先前，神宗曾对他和蔡确说，变革旧制需新旧人同用，并说要启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使得他和蔡确相顾失色。他担心司马光将来会危及自己的相位，不知如何才好，蔡确建议他说：“陛下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王珪大喜，连连称谢，此后一再阻挠神宗宣见司马光。此刻蔡确推荐徐禧前去西北，王珪心想不求一胜，但求西北之事缓和，则自己相位可保，便有此建议。而他说的李公公，正是宦官李舜举。神宗喜道：“准王爱卿所奏，就派徐禧去西北治鄜延边事，李舜举同去。”

    这日一退朝，李舜举得到消息便赶来拜访王珪，向他告白，内中坦言：“西郊多事，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今天是相公您执政，难道以为将边防托付给两个内臣很是妥当吗？我们内臣的本分啊，就是洒扫庭院、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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