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武功胜于唐（“武力值”极为稳定，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依旧威风堂堂，对外毫不软弱，唐初虽然也是一度强盛，但到了中后期，那实在不能恭维，京都六陷，天子九迁，贞观、高宗、开元的大唐盛世从此一去不返江河日下）。

    但论包括在综合国力中的经济与文化，凭借这一点，唐朝可以与汉朝并驱，甚至可以说，胜过汉朝。日本人自称只跟中国人学三样东西——“汉朝的武功，唐朝的经济，宋朝的艺术”，一言蔽之，深度犀利。

    凡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经历大致都是“走老路”，规律走势总是相同。一个大一统朝代的经济，无非前期高度繁荣缔造一个又一个的盛世，后期财政絮乱衰败凋敝，探寻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无非是军事原因或政治原因等，但归为一切溯本寻源，无非不与财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两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得流油的朝代了吧，可无论从北宋还是南宋灭亡的靖康之难和崖山海战来看，表面上是灭亡于军事，实际无非是财政的巨大漏洞。即拿北宋灭亡来讲，一言以蔽之，“三冗两积”，两积不必说，积贫积弱。且一究“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

    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臃肿是溃烂的开始。两宋官场腐败至极，效率奇低，无法细表。按理说，两宋涌现的人才数量不比任何一朝少，但其效能不是被埋没，便是在官僚机构中被销蚀。到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110年后，朝廷供养的官吏更是超过了50万。每天的工作正如《宋史·职官志》中描写的：“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一样坐吃等死。据《宋史·职官制》记载：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大约是：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且不说官员的职务性消费，单是定期向官员支付的俸禄，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再者言冗兵，自唐以降，为了吸取前朝亡于藩镇的原因，防止手下大将像太祖赵匡胤一样以及五代的“前辈们”“黄袍加身”，宋继承吸收了唐的经验，不仅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精兵也收归于中央。众所周知，宋的文官地位要比武官地位高很多，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为使得“兵不识将，将不专兵”，防止武将专权，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也频繁替换。使得宋军“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宋廷的这项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其所取得的一定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正如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宋朝的这些一系列政策同样使得宋军战斗力低下，训练松弛。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北宋周围肘掣的几个政权——贯穿整个王朝的辽，中期崛起的西夏，后起之秀金，在同一时期同样强大，甚至军事势力为宋所远不能及。为了解决此严峻的问题，宋军的对外失败，北宋应对问题的策略就是赔款求和，增兵再增兵，扩充军队荒年募兵，使军队数量增加，于是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每年在军费上的支出耗费甚多（更何况，还有诸多吃空饷的军队），所以虽然北宋军力多达百余万，然而“养兵虽多，多而无能”。

    冗费，即养兵、养官所需的巨额费用，加上对辽和西夏的战争耗费及高额岁币，给北宋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财政入不够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消弱武将的兵权，使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因此冗官、冗兵、冗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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