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打问。

    君问原缉员役，曰：“袁督师现在辽东，即有异志，渠之提塘、承差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匠为奸细？”众坚以为真。及讯，犯人随口直认云：“袁督师修盖衙门，戴方巾，穿白绫袍。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听京中有多少人马。欲起手反叛。”君再四诱问，始痛哭曰：“捕营苦刑，叫如此说，不然驳回，当时夹死。我是山西人，在京作木匠，何曾到辽东？”

    君据实上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级，回卫。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

    从好不容易逃到京师来的刘文瑞等辽东难民，到一个老实巴脚的山西木匠，都成了“奸细”、都成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指证人，可信吗？而在锦衣卫的大堂上，已经被定为“奸细”的山西木匠如果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这无疑又是一个苦打成招的例子。而从这一例子更可以看出一些人挖空心思的真正意图：只要能构陷袁崇焕，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手段也都能拿得出来！

    还有更发人深思的事：如果说在刘文瑞等七人的“奸细”案中，崇祯皇帝还只是躲在幕后、羞羞答答不愿意公开出头露面的话，那么在这个山西木匠的“奸细”案中，皇上已经赤膊上阵不再顾忌什么了――因为“执公秉正”的李若琏审出来的结果不合皇上之意，所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如此一来，皇上也就满意了。可对李若琏呢？不满意的皇上甚至愤怒到了立竿见影将其即“降二级”并令其“回卫”的地步。

    再瞧瞧这位皇上吧，一个急于找到“证据”、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甚至稍不如己意便施报复的小人形象，在这里被刻划得多么鲜明！

    袁案的审判官直至皇上没有找到让袁崇焕认罪的证据，那袁崇焕本人呢，有没有“供认不讳”的认罪书呢？

    相信也不大可能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结论，我们来看袁崇焕入狱后所写的两首特别引人注意的诗。

    一曰“入狱”：

    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

    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一曰“题壁”：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

    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两首诗中都写了“清白”二字，不仅表现出了袁崇焕坚信自己清白的态度，而且饱含着对朝廷昏愦的无比愤慨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决然不会认“罪”伏“法”，崇祯皇帝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给袁崇焕定“罪”？难道就是依据从锦衣卫一“走”了之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以及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的山西木匠的口供？

    南宋之岳飞，在落入秦桧等奸人的圈套被逮入狱时，曾经痛心长叹道：“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自此一直到他临刑前，也只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再无对高宗抱什么幻想的一句话――因为他早已经看透了高宗欲置他于死地的决绝态度和那颗丑陋的心。

    我们从袁崇焕狱中“入狱”和“题壁”两首诗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这就是入狱八个半月一直坚信自己清白的袁崇焕。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这就是坦然面对“磔”刑的袁崇焕。

    没有证据而执人于大狱，这表明明季朝政的无序、昏愦与黑暗。

    没有证据又要执意入人于死罪，这更暴露出了封建专制下皇帝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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