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四千名掉队。目前一致的说法是督师手下的步兵肯定没赶上二十日的战斗，因此广渠门的城外勤王援军应该是上限九千余、下限五千余的关宁援军。

    另外京军是否出城呢？综合《度支奏议》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添委司官管理京营行粮疏〉、〈酌议城守军丁本色行粮疏〉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遵旨查明援兵实数〉，记载有京军两营至少九千余人出城驻防，依据“今京军二营又将出防城外”推测记录中的两营京军应该十一月二十四日前都还在城内，这两营没有参加二十日的战斗。在此之前城外京军的确实数量仍不明。

    申甫的部份，《度支奏议》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给发副协理新兵本折粮疏〉说十一月二十四日钦命准御史金声招兵马，十二月七日的〈给发副将申甫兵饷疏〉提到“本院于本日观兵据该协报称即刻出师”、“请发二万两给散俟招完各兵练就出师之日开销”。由此推测申甫似乎没有赶上十一月二十日的战斗。

    这是就《度支奏议》提供粮饷的记录来进行推测，提供吧友参考

    对于后金兵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有人以《清太宗实录》中载“莽古尔泰等未与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作为后金兵广渠门战场上投入兵力只有“二千人”的依据，这不过是后金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伎俩，原也不足为信。

    首先，我们来看在广渠门参战的后金左翼指挥官的情况：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之一、左翼四旗总指挥、正蓝旗主旗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旗贝勒（阿巴泰与其同旗）、多铎为正白旗主旗贝勒；阿济格为镶白旗主旗贝勒（多尔衮与其同旗）――这些人应该知道关宁军是他们的死对头，怎么会在接受任务之后竟敢不带自己本旗的兵马而“孤身”上战场？可信吗？

    其次，单就参战的外藩蒙古兵说，破口之后又转战到北京城下的，就有一万多人马，平分在后金左右两翼，至少应该各有五千吧。又怎么也学习后金左翼训贝勒、只是领头的上战场、反倒让大部兵马窝在营房呢？不合情理至此，是不是也同样不足为信呢？

    现在再来说金庸先生“九千破一万”的问题，这很简单：他也许就没有经过考证，便在其书中写下了后金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达十万之众，这当然是不严谨的。然而他所写的袁崇焕打败了皇太极，只是夸大了战果，基本事实却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读者。

    二，广渠门之战的谁胜谁败，在明与后金双方以及第三方朝鲜的记录中各有不同：《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载明胜；清修《明史》《袁崇焕传》则载“互有杀伤”，《满文老档·太宗朝》《清太宗实录》却载后金虽然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在树林中作战的失败；另有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及朝鲜的记录都说了明方胜，唯独后金有些羞答答地不愿承认败绩。

    那我们就从后金的记录中看看有什么漏洞吧（《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对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命诸贝勒大臣会议。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给与豪格。议上。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遛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

    这中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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