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要将岳林、余尊理、赵鼎、齐汉生等一十八名罪官处以廷杖的口谕顷刻间传遍了京师各大衙门，一些年轻的官员闻之不禁骇然：一次十八人同时受刑，是怎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状！许多亲身经历过嘉靖初年大礼仪之争，尤其是经历过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的官员也不禁打了个寒噤——事隔二十年之后，当年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又要再一次在午门上演了！

    次日一早，五百多位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奉旨来到了午门观刑。一夜之间，午门广场上搭起了一个木台，司礼监掌印吕芳和锦衣卫都督、永安侯薛林义正神色严峻地站在木台之上，让大明内相和一位公侯来掌刑，足见皇上对此次廷杖的重视。不单如此，木台下还站着一排排镇抚司的缇骑校尉。午门的四周，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满了御林军士兵，这样的阵势让所有官员都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一个个面色沉重地站在木台两侧，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是对官吏的一种刑罚。搞笑的是这样的酷刑居然是始于盛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其后鲜有记载，只有明朝才将之大行，成为具有鲜明的明朝特色的一种刑罚。有明一代，赫赫朝堂之上，大臣被扒去裤子打屁股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官场的一大笑话。

    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皇帝多混帐而朝臣无大恶。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的探索，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已趋于完善，官僚政治也基本成熟，可以说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撑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的“忠君报国”，一肚子的“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最高统治者——皇帝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可以说，明朝大臣之中武官俯首贴耳，文官忠心耿耿，以国事为家事，以朱家为国家，虽斧钺加身也毫不畏惧，气节之刚正为历朝历代所罕有，由此也养成了明朝文官集团的自傲以及对朝政得失的过分责任感和使命感，奏章上疏甚至当面奏对之时用词极其尖酸刻薄，直斥当今皇帝为桀纣之君的人不绝于书，更有海瑞抬着棺材上疏，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已久矣”的极端事例。

    同时，自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历代皇帝的道德修养、学识水平都远远不及那些满腹经纶的士林清流，每每在朝廷奏对之时，如果皇帝的想法有悖于读书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皇帝便被那些抱着不惜死谏以博取青史留名想法的朝臣引经据典，驳斥的体无完肤。皇帝说不过这些不能恪守人臣本份的下属，便经常动用廷杖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肉刑替自己讨回面子。

    自唐玄宗始至明宪宗成化年间，廷杖打轻不打重，只示辱而已，少有死于廷杖之下者。到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为打击和侮辱朝廷命官，命令去衣受杖，遂有杖死者，廷杖也由此最终定型成为具备高残酷性和高侮辱性这双重属性的制度化的刑罚，其险其惨其荼毒之深远，足以令人闻之股栗。

    虽然吕芳和那些朝臣们总是把“主子如天之仁”挂在嘴上，但朱厚熜知道，嘉靖可不是一个仁厚的皇上，廷杖这玩意儿在嘉靖一朝的使用频率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最高的，而且还在左顺门事件中创下了“单次受杖人数最多”和“单次杖死人数最多”这两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自左顺门事件之后，尽管朝臣们逐渐屈服于皇权威严，对他唯唯诺诺俯耳听命，但或许是因为他日常服用的丹药里含有兴奋剂成分，即便是在他避居深宫一意玄修不理朝政的那几年，也没有让那廷杖闲着，时不时就要把一两个惹到自己的朝臣拉出来打打屁股。如今那些迂腐的青年官员不让自己有台阶下，气急败坏的朱厚熜就想到了老祖宗留给自己的这一治国法宝。

    此刻的木台前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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