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即位之初，鉴于前朝武宗正德先帝宠信宦官、任由“八虎”浊乱朝纲，导致天下变乱蜂起的惨痛教训，在杨廷和等一帮忠臣能吏的辅佐下，诛杀江彬、钱宁等佞臣和奸宦头目，连曾经做过诸如保护阁臣杨一清，揭发刘瑾专权擅政并促成武宗正德皇帝族灭刘瑾等好事的太监张永也被赶出了宫廷，并严厉约束身边的内侍和厂卫，使朝政为之一清。其后，虽说由于“大礼仪之争”，使他不得不再度祭出厂卫这一有力武器对抗、打击朝臣，但终嘉靖一朝，无论司礼监和厂卫都还算老实，没有出现过象明朝其他皇帝在位之时那种阉寺弄权、特务横行的混乱局面。

    只是从司礼监手中收回批红大权一事，却让朱厚踌躇了。

    说来可笑，令朱厚踌躇的原因竟是怕麻烦――他如今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奏疏都由他亲自批阅，重要的政事都要给出明确的批示意见，内阁遵循圣意拟出条陈，墨书呈进，他看后不再改动才发给司礼监批红。各部院司寺各大衙门，还有两京一十三省，政务不知凡几，一天需要他批阅的奏疏少则几十份，多则上百份，已经让他苦不堪言，若是所有的票拟再都由他亲自朱笔照抄，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国家大事？

    想到这里，朱厚叹了口气：“海瑞要谏的复设太诅圣训铁牌、撤裁东厂、由朕收回批红大权三事，朕也不是没有想过，前两事倒不要紧，惟是批红一事关乎国朝旧制、祖宗成法，朕也不好贸然改易……”

    高拱却不知道皇上想偷懒，在他看来，比之挂牌子、裁东厂，剥夺司礼监批红大权才是最要紧的举措，若还让阉寺借批红之权干预朝政，重新挂上的牌子可以再摘掉，撤裁的东厂可以复设。他忙说：“若说批红一事系出国朝旧制、祖宗成法，臣不敢苟同。太祖高皇帝鉴于前朝奸相弄权之弊，废宰相之制而代之以内阁，亲持统命百官、掌控天下之权，奏章条陈由内阁票拟呈送御前由皇上裁定，合则批红通行天下，不合则发还内阁重拟，由此可见这批红之权乃是皇权圣意之体现，具有绝对之权威，寥寥数点朱批，天下莫不凛然奉行。成祖文皇帝、仁宣二位先帝无不如此亲操权柄，乾纲独断，遂有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及至正统年间，因英宗先帝当国之时尚在幼冲之年，权阉王振巧言蒙蔽人主，将那批红之权窃为己用，或亲自捉刀代笔，或委予其下之司礼监秉笔。朝臣接到谕旨，虽不知真为圣意还是权阉私做决断，却只能奉行而未敢置喙，遂使王振能以内监之身把持朝政窥测皇权，以致朝廷正风为之一窒，更有一干士林败类见其权势日盛，便趋炎附势，卖身投靠以换取高位厚禄，有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王振奸党运六部如棋子，驱大臣如仆役，气焰一时无两，终致我大明有土木堡之败，误国祸军，陷英宗先帝于虏贼之手，更致我大明社稷几近万劫不复之险地。然英宗以降，后世之列位先帝不审而察之，纠而改之，仍复由阉寺代为批红，及至正德年间，武宗先帝优游怠政，宠信八虎，批红之权归于司礼监阉寺遂成定制，以致此弊著为永例。臣愚以为，此乃国朝最大之弊政！”

    高拱知道，自己随意臧否列位先帝，已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但见皇上并未出声呵斥自己，而是紧皱着眉头思索，显然已被自己的话所触动，正在犹豫之中，他又慷慨激昂地说：“祖宗旧制，御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子不敢预也！臣斗胆敢问皇上一句，口耳相传尚且如此，缘何各司官衙门正式具文上奏之事却由阉奴代批代答？且奏章经批红，便是圣旨，各司衙门并亿万臣民莫不凛然奉行，若由阉奴代批，却有谁能断言便是出于圣裁？依臣之愚见，皇上当俯允海瑞所请，收回批红大权，亲笔朱批圣意颁行天下，以示皇权归一，更显人主威严。”

    朱厚又叹道：“唉！其实，阉寺专权乱政之祸，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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