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瞬即逝，很快就到了嘉靖二十九年的三月份，又到了三年一度的会试大比之期。马宪成如今有三百多万的存银在手，也财大气粗了起来，不但依照去年向严嵩做出的承诺，给礼部补足了花捐减少所造成的费用缺口，还多拨了白银五千两。不过，当初的花捐，礼部可以玩猫腻，户部明着拨出的银子，他们可不敢随便中饱私囊，除了悄悄给各位考官提高了阅卷的润笔费，给承差办事的吏目提高了饭食补贴之外，全部用在了应试的几千名举子身上。应试举子进场，每天多了一两肉、两钱油，知道这是彰显朝廷尊儒重教、礼待士人之义，无不齐声颂扬圣恩浩荡。

    有了嘉靖二十六年的成例，增开制科、时务取士就成了朝廷旧制，京师大学堂的那些太学生，还有许多不善八股，不得不转而靠时务之能谋求进身之阶的读书人无不对此翘首期盼。经过三年死啃《大明时务百科全书》的不懈努力，无论考生，还是最后中式的举子，水平都比三年前首次开时务科取士时高出了不少，不少考卷已能达到另一个时空的中学生水平。面对这样飞速的进步，嘉靖帝朱厚不胜欣慰之至，心中却又泛起了一丝担忧：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自己工科学士学位的那么一点老底子，不知道还能够资格当几届算学、格致、化工、经济等科目考生的主考官……

    明经科取士照例在制科之前，是为了让那些不幸在杏榜上名落孙山的举子还能有机会再在制科上再搏一把，这与唐朝先制科后进士科的规矩截然相反，那是因为官场士林还是固执地奉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为正朔，不肯向皇上低头，将杂学与理学等而视之。不过，在嘉靖二十六年那一科之前，天下士人学子还从未听说过朝廷会增开制科以时务取士，那些举子只知道钻研经学要义、八股文章，谁会去理会那些农工医卜之类的杂学？因而上一科会试大比还没有人能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今年就不同了，有好几位举子在明经科落榜，却在制科东方不亮西方亮，也跟那些蟾宫折桂的明经科进士一样堂而皇之地穿上了官服，昂首阔步走上了大明官场。

    跟历史上一样，嘉靖二十六年的会试大比可谓明星辈出，张居正破格由举人被拔擢到翰林院为庶吉士，进了“储相”培训班就不必再参加会试了；其他的人，如殷士谵、殷正茂、王崇古、王世贞、杨继盛等人，哪一个都是在明朝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但嘉靖二十九年的会试大比就显得黯淡多了，朱厚觉得眼熟的名字只有两个，一个名曰潘继驯，字时良；一个名曰谭纶，字子理。

    潘继驯就不用说了，如今工部在分段治理黄河时采用的“束水冲沙法”，还是朱厚剽窃自数十年后潘继驯任工部侍郎兼治理黄河总督时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唯一一点创新是他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上游多种树，减少水土流失。把人家辛苦一辈子才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前几十年操练了出来，若是不钦点人家当进士，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至于谭纶，他的名字是和俞大猷、戚继光两位名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厚依稀记得，三人从跟着胡宗宪在东南打倭寇起，就并肩作战，谭伦有进士的金字招牌，明朝实行文官节制武将的制度，俞大猷、戚继光是他的手下。其后，戚继光跟着谭纶一起到了北方，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谭纶任蓟辽总督，还是他的上司，将帅配合默契，震慑蒙元各部十年不敢南下犯边。根据明朝的军功封赏制度只论斩敌首级，就因为没有人敢来蓟镇寇边犯境，害得戚继光的战功远不如谭伦手下另一员大将、辽东总兵李成梁那么显赫，虽说他攀上了张居正这棵大树混上了从一品的右都督，至死却连个爵位也没有捞到，真应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句古话！

    不过，这两个人虽说在历史上大名鼎鼎，可是在这次会试大比中科名都不显赫：潘继驯是二甲三十六名，授进士出身；谭纶落到了三甲七十四名，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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