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替）。“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从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受到项英、顾作霖把持的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中央局与毛泽东关系一直紧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项英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7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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