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的管理直属行营；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共产党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了指挥权，共产党、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共产党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地位。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在华北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再说蒋介石指望英、美、德、法诸国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未获成功后，转而求助于苏联。但是，蒋介石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忧俱苏联借机引来“赤化”，更使中共如虎添翼，因此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犹犹豫豫，进进退退。他隐藏心底的一句话是：“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与国民党接近的姿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蒋介石准备了三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8年的蒋经国回国，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他的回程。二是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5000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三是，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决定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外交姿态对于蒋介石，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

    季米特洛夫安排蒋经国到莫斯科，同蒋经国谈话时，季氏特别强调过去试图以苏维埃救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共产党现在有诚意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因为蒋介石是“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领袖”。

    莫斯科明显地看到，“反蒋抗日”方针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靠十九路军和红军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很难实现，因之让中共依靠这支军队为后盾立即掌权已经不可能；而建立抛开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不仅行不通，而且引出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既然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式政府，蒋介石并非没有能力抗战，莫斯科方面即苏共、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便决定让中共立即在苏维埃化的道路上“刹车”，立即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惟恐中共给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添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本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精神，直接地询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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