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要鲍大使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对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邓文仪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终结了。

    蒋介石深知，打苏联这张牌，将会得罪英、美等国，再加上苏联此时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也不愿公开得罪日本，这又使蒋疑虑重重。于是，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决定取消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陈立夫、张冲回国。

    5月9日晚，身处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洛甫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保存至今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

    随后，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又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

    潘汉年接王明指示后，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赣州。上午，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尽管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毛泽东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其实早在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军将领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战线中的地位。再前─天，他还给杨虎城写了倍，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共产党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毛泽东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毛泽东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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