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共产主义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风亮节的割舍。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从全民族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当时就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据此，周恩来与顾祝同继续谈判，并陈述了中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关于红军的编制，周恩来明确要求：红军拟编4个路军（相当于集团军）、12个军、40个师，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路军总指挥。上设一个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对于这一方案，顾祝同表示不同意。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师兵已在十万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今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

    等了二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叶剑英谈话，叶剑英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八个师十万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叶剑英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6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孔祥熙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宋庆龄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在演说中批评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内战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团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跳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此外，杨虎城、于学忠提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议案，督促政府尽快停止内战。两广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李宗仁等9人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

    会议虽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政策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部分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派的要求。但同时，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共产党入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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