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毛泽东之手。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在这炎热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务必在6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颇受蒋介石和陈氏兄弟器重。

    《申报》的“寻人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人在约定的时间昼夜等候。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几经曲折，终于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假名“黄毅”的张冲见面了。“是他？”两人略一惊诧，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是太了解了，这位“叔安”先是郭沫若、李一氓挂帅的“创造社的小伙计”；后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筹备了著名的“左联”，被戏誉为“小开”；再担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专事情报、侦察及反谍工作。此后，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密谋抓捕他而始终未果。时下，他又和自己一样，摇身一变，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这也许说明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与自己不也随之转换了角色，变更了使命吗？

    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虽然是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但都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属于务实的“识时务者”。

    而后，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们又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毛泽东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赣州商决双方合作各种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国共在杭州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携带蒋介石的意见，也赶赴杭州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一见张冲，周恩来就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张冲面露羞愧，忙答：“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原来，张冲早年在上海滩炮制过“伍豪脱党启事”，以诬陷周恩来。之前又曾率特务按叛徒顾顺章的口供由南京赴上海搜捕周恩来，但一次次均告失败。

    周恩来爽朗地笑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

    “是的，是的，淮南将恪尽职守，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张冲这番话，既像是对周恩来说的，也像是对自己说的。

    会谈起初较为顺利，中共中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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