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于是他们和其它所有希腊人一样，认为雅典人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

    即使在伟大领袖梭伦的时代，雅典城里的正式公民也不过两万人，而二等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却有二十万之多。不算奴隶，外邦人都是自愿前来的移民，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离开，但许多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尽心竭力地贡献自己的才能，以此表现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

    在十倍之数的二等公民劳作之上，才有雅典的兴盛文明和繁荣局面。

    无论是作为雅典首席执政的伯里克利，还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信者，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把社会财富比做一锅粥，那么五种分粥的办法中唯有第五种办法最能导致普遍公平和随之而来的稳定……那就是让分粥者最后领粥，即要等所有人把粥领走了，自己才能取剩下的那份。那么，这样的尴尬情势发展下去，将把雅典引向何方？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终焉。当雅典一败涂地，城邦被斯巴达的傀儡三十僭主所左右，连苏格拉底都以民主的名义被处死。雅典公民震惊于民主的虚弱与人心的无常，这时候，谁还分得出谁是雅典人，谁是二等公民，他们都是斯巴达的奴才的奴才！

    就在这时候，伯里克利站了出来，曾经背弃首席执政的雅典人重新聚集在他的身旁，为了雅典的独立和民主而做出不懈抗争。因为公理和正义，更因为神的恩惠，他改变了注定的结局。但当他试图改变就在眼前的不公平，却发现自己面抗的是整个雅典的存在基石。于是他退缩了，寄希望于靠雅典的发展来解决一切。

    他错了。

    奢侈的增长和心智的开放使得道德更加松弛。300年的休养生息，带来了雅典经济的兴盛。而在摆脱了对斯巴达人的恐惧后，雅典人重建了他们的商业舰队和海军武装，也重建了属于雅典的地中海世界。在奴隶的劳作下，劳瑞姆的矿藏被重新开采。大量的白银被发掘出来，金钱的生产远远超过了商品的生产。

    岁月轮回，一切似曾相识。

    物价飞涨，工酬却变化不大，很多穷人背负起沉重的债务。财富在贱买贵卖的商贸领域中增长起来，人们在一处以便宜的价钱购得货物，再到别处或国外高价出售，从中获利。那些头脑灵活的人都很快发家致富，而质朴到缺乏心机的人只在越来越多的抱怨着财富的泡沫化。

    奥林匹斯诸神神殿的数量和服务大大增加，神的侍者们放下了身段，不仅进行投资，还提供贷款。公元前的金融信用系统发展起来。社会财富由固定田产变成了流动货币或商品，这种转变也促成了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在这样富足的景象中，贫穷也大大增加。各式各样的自由交易使得精明的人赚到更多的钱，而单纯的人也越来越快的丧失了自己的财富。

    伯里克利不喜欢柏拉图，但并不意味着不同意那哲人王的全部看法，例如……雅典已经变成两个城市，一个是富人的，一个穷人的，彼此之间互相交战。

    伯里克利痛苦的看着眼前脱离了设想的一切。穷人希望通过立法和革命夺取富人的财富，富人则针锋相对组织起来对抗穷人。雅典的哲人们基本都在穷人一方，甚至柏拉图那样豪奢的人也被平等思想所鼓舞，加入了穷人一方。

    最后，他漫长期待中的合法斗争以另一种形式嬗变……贫穷的市民占据了公民大会，投票决议将富人的财产都充入国库，并重新分配给底层的民众。陪审法庭中，城邦立法者调动一切聪明才智去发掘新的财政资源。全面征税的结果是使人们纷纷隐瞒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民众普遍逃税，有多少征税的办法，就有多少逃税的高招。征税的税吏任意闯入房屋，掠夺物品，还把逃税者监禁起来迫使其偿还税款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