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载：保定人民政府判决土匪肖桂英等七个匪首，是在公元1951年4月15日。

    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初十。草长莺飞的季节啊！

    太阳刚刚从东山爬上来的时候，保定看守所的大铁门缓缓地打开了。门前的草地上，几只欢快觅食的麻雀惊得“扑啦啦”飞起来，停到了树上，似乎还感觉不安稳，再飞起来，落在更高的枝头上，惶惑地盯着看守所洞开的大门。

    先是一队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跑步出来，分列两队，站在了道路两旁，持枪警戒，几十支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迫人的寒光。然后，大门内缓缓开出四辆卡车，第一辆卡车是开道车，车上是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第二辆卡车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首肖桂英，被几个战士押解着；第三辆卡车上，押解着六个赫赫有名的匪首；第四辆车是押送车，车上也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被押解出来的六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表情各异，或沮丧、或恐惧、或惊慌、或麻木，肖桂英则是一脸愤怒的颜色。

    匪首们没有像后来传说中那样，戴着手铐拖着脚镣，或者被五花大绑，背上都插着亡魂牌。他们的双手只是被一根细麻绳儿绑在背后。这种绑法，显示着胜利者的自信。有知道内情的人说，这种对死囚的绑法儿，是保定市长罗书范决定的。

    罗书范参加革命之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曾去英国留过学，他喜欢西方的法律，他反对游街示众这种不尊重人格的斗争形式，他说过：“罪犯也是人嘛！”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不政治、很不合潮流的。如果用旧时代的话讲，这种“糊涂虫”式的人物，做个“吏”还马虎；做“官”嘛，肯定不行！所以，罗书范只在保定当了一年多的市长，就被调离了。其中一个严重错误，即是对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软。当时省里的一位领导愤怒地批评说：“罗书范，他是怎么搞的？连几个土匪都舍不得五花大绑，这样的人干脆去庙里当唐僧就是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罗书范由此调到了当时的重工业部，去从事他的物理研究，后来成立地质部，他调到地质部科技司，工作了几年。反右期间，他的一些言论被上报，若不是一位老领导保护他，他就被划成右派了。之后，他被调到了南方某一个化工企业，任副厂长，或许罗书范对这种降职使用没有心理准备，只在副厂长的位置上干了几年，就郁郁而终了。这些都是后话了。打住！

    汽车轰轰隆隆地响着，驶出了看守所，暴扬起一路尘土，威风凛凛地向保定南关驶去了。沿途的道路两旁，涌满了看杀人的市民，还有城外的农民。都是一大早就赶来，等着看热闹的。他们或说说笑笑，或指指点点，看着囚车上的那一个女人与六个男人。

    “真是肖桂英呀……”

    “那不是刘连雨么……”

    “张得法这个王八蛋哎……”

    “是李凤鸣吗？哎，真是他……

    “就是秦得水哎……”

    “我看见了，真是刘大头哎……”

    “看啊，看啊，那是赵改乱，你们看他吓得……”

    这七个人都是在保定横行多年的匪首，今天是枪决他们的日子。地点设在保定南关的河坡上。那里是保定城历朝历代处决死囚的地方。清代直隶总督署规定，无论死囚的身份是官吏或是百姓，一律在这里行刑处斩。于是，这里一度成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标志性法场景观。坡下的大清河水日夜流着，当的居民传说，每逢阴雨天气，河水里总掀起一种怪异的声响，泛着一片片芜杂的白沫，弥漫着一股股腥臊的臭味儿。那或是鬼魂们仍有不甘地喧嚣？这七个杀人越货的匪首，今天也要在这里结束生命。或许，他们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感觉到非常的不公平。他们已经向政府投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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