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桂英原本不姓肖，姓梁。如果后来不出变故，她应该叫梁桂英。她是保定雄县梁家镇人。她三岁那年，父亲梁长荣，带着她全家被上了雄县的鸡鸣山落草了――这是文词儿。平常话儿讲，就是全家当了土匪（三岁？这是一个上幼儿园的花朵年龄啊，竟然随父上山为匪了。可惜可叹啊！）。

    谈歌曾听保定的老人们讲过一句老话儿，“京城姓皇，雄县姓梁。”可见当初梁家在雄县的地位。――还是前几年的事儿了，雄县梁家镇的时任镇长周强先生，曾经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专版文章，文中用阿q的口气告诉读者：“梁家镇不仅是雄县，而且也是保定赫赫有名的书香门第。梁家镇于明清两代，考出去了百余名秀才、几十名举人、十几名进士呢！是保定市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镇。”（写到这里，谈歌不禁笑了，周镇长的口气，很像当代某些重点高中中学的校长们，为了招生，动辄便在媒体上大做广告，我这个中学啊，这可是名校啊，考到清华、人大、北大的优秀学生啊，海去了――接下来，就是一连串不厌其烦的数字了）。周镇长的文章，虽然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但梁家在雄县的确是大宅门。似这样的知识家庭，理应铭记“诗书传家久”的古训，过自家清静的日子，怎么会放下了笔墨，玩起了刀枪，落草为寇呢？风马牛嘛！

    事情的起因非常偶然。梁长荣的父亲梁公琪是举人出身，此人急公好义，是个打抱不平的脾气。民国三年春天（公元1914年），与梁家镇接邻的乔家庄的财主乔玉乐，强占了梁家镇一亩多地（具体“一亩地事件”是什么背景原因？谈歌不清楚，写这篇小说之前，也没有找到具体历史情节，只得照实写来）。这一亩多地是梁家镇农民梁大农的，梁大农是梁公琪的本家堂侄。梁大农受了窝囊，便找到梁公琪家里哭诉（莫非梁公琪是梁家的老大？），梁举人就愤怒了，让家人取来笔墨，立马就写，一纸状子就把乔玉乐告上了县法院。梁举人愤怒之下，却忘记了一件事：乔玉乐竟是县长许川林同年的秀才，二人有着十几年的交情呢。许县长从县法院得到了梁公琪告状的消息，还没等法院传唤乔玉乐呢，先私下里派人通知了乔玉乐。乔玉乐就忙把十封大洋笑眯眯地奉上，许县长就笑眯眯地收下，就笑眯眯地偏袒了。结果，公堂会审，判决立刻下来，梁公琪以聚众闹事的罪名，被许县长下令收进了大狱。后人分析，梁家在雄县的名声太大了，也太牛了，梁公琪敢代人告状，就是明证。你以为你梁公琪是《四进士》里的宋士杰啊？就算你是宋士杰，你也得先挨四十大板啊！往事远矣，我们现在站在历史的角度，稍稍揣度一下许川林的真实想法，他大概也就是要关押梁公琪几天，借此压一压梁家的气焰。受贿的事儿，倒在其次了。

    唉，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有人就劝梁家，民不跟官斗，暂且忍下这一口气，上赶着去跟许县长讲些软话，再花些钱先把梁老太爷保释出来，再从长计议。可是，事情的变化，太出人意料。且不说财大气粗的梁家能不能忍下这口气，梁公琪突然死了――他仅在县衙的牢狱里关押了两天，竟被牢里的狱卒虐待死了。县里把梁公琪的尸首送回了梁家镇。后来有知情人讲，梁公琪的脾气暴烈，进了县里的大牢，也放不下举人老爷的架子，总在狱中破口大骂，据说他骂得还非常不雅（有高等文化的举人也说粗口？或是中国文化的陋习？细想，这大概与文明的进程无关，君不见，而今那些博士的硕士的，不也是常常满嘴的脏话，脱口而出嘛），就惹恼了两个狱卒，也赶上那两个狱卒是一对儿黑心枉法的坏脾气，梁公琪才落得了这样一个窝囊下场。写到这里，谈歌感慨，民国喽，举人的文凭便是放凉了的黄瓜菜，不吃香喽！梁老先生确有些不识相了。

    梁家怎么能忍受这样一个近乎天塌地陷的结果呢？梁家停尸不顾，梁长荣带着二弟梁长乐三弟梁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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