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缪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c义愤c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c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c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c提炼c补充c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c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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