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化的活例。当然，不会仅仅他有这个想法。

    广大知识分子怎么看这件事情？广大工农兵、一般干部怎么看这件事情？在当时既然很难知道真相，恐怕就也很难听到“真话”吧。

    40多年后，一位“事后诸葛亮”分析认为，“胡风事件”从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延安，胡风代表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分子”的主体是胡风办《七月》和《希望》杂志的作者群。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端。（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无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部门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中国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而胡风早年在重庆的朋友乔冠华、陈家康、章汉夫等人，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与“延安知识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延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承担的都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早在1943年，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安不统一。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们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风虽然与他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风事件”中，胡风早年的重庆朋友虽然出于自保对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风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集中发表了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和林默涵批判胡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风事件”的真正开始。后来这些作者在“胡风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

    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与何其芳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在《文艺报》53年第2号和第3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虽然林默涵也同时提到“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但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小集团”的说法最为中共所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后来就是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此就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镇反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整得人人自危。

    这位先生还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胡风的遭遇基本是麻木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例外。胡乔木曾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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