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在57年两次提到和称赞他。

    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作家，后来写作出版《李自成》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接见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至少证明，姚文元的文章很对毛泽东的口味。这就为他9年后文革中的崛起打了些基础。

    从上可见，姚文元在批判胡风的风浪中，的确得到了“锻炼”，抓住了“机遇”，一步步走向“成熟”。看起来他是这次运动的得益者。

    然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却是受害者。对胡风等一大批人的批判，基本上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有人被逮捕入狱方罢。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案件对于高层的影响，从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里可见一斑。《杨尚昆日记》记载：55年5月13日：“今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交出来比隐藏或销毁更好些！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舒芜的东西（胡的文章简直无法看！）（大概是认为太反动吧！）。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仇恨党的反革命集团，应该是无疑的了！”

    5月19日：“下午饶案五人小组继续开会，同时听了一些有关胡风集团的材料。胡风案，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专案，已决定捕起来。其爪牙甚众，不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党内来的，中央宣传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称核心分子，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六个人写的，据说有四个是共产党员。继高饶问题之后，潘杨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化！要记着主席说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两个专案的事，都会有发展的，应随时注意。”

    杨尚昆的头脑里，高饶案、潘杨案和胡风案是同一个性质，都是阶级斗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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