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慨地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说：“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遂后，张作霖一反当初邀请孙中山之态度，又下了逐客令，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孙中山回答：“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由此可见，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而冯玉祥也不在北京，而去了张家口，把孙中山撂给了段祺瑞。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来天津后渐感不支，发冷发热，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

    段祺瑞为两人见面方便，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

    在段祺瑞未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

    可是，孙中山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段祺瑞不结受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又提出了补救方案，1月22日，皖籍阁员许世英、姚震拜访汪精卫，委婉地转达了段氏的回复，称：孙先生之主张“来不及遵办，请商承先生别定变通办法”。显然，段氏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补救方案”。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国民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由于孙中山与段祺瑞政见不和，段祺瑞虽“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咫尺，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互不谋面。

    孙中山本来有病，又加北上的愿望落空，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段祺瑞没有参加追悼会。

    至此，国民党人与段执政彻底闹翻。5月23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谓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本党已与之绝交，不予承认，要继续遵循孙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革命全功。

    这一下，段氏非但没能“善后”，反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了。

    在段祺瑞临时执政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决定了段祺瑞的命运。

    1925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几近灭顶。

    1925年12月30日，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被冯玉祥密令部下枪杀（徐树铮曾枪杀陆建章陆建章是冯玉祥姑丈），段祺瑞闻讯晕倒，醒后大哭，悲痛异常。

    1926年1月14日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3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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