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了，五月了，一天，四清工作队，召集全村的党员、团员、干部、积极分子们，在一个三合院里，开了一次会。

    三合院的主人，父辈和子辈，都在南口工厂上班，挣的工资攒下了，而土地又都入社了，农村和他们已没有任何关系，遂在南口又置了几间房子，搬到南口住去了，从此，这处院子，就闲下了，解放后，农村成立了许多组织，党支部、团支部、民兵，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后，这些组织的组织生活频繁了，需要地方，就和三合房的主人协商占了这个地方，后来四清工作队来了，就让四清工作队住在了这里。

    这处院子北屋三间，东屋三间，西屋三间、东西屋南山花墙相连，中间有个门楼，小院齐齐整整，每次四清工作队召开会议，都在这里，这次开会，没再过多的说四清的事，由四清工作队那位戴眼睛的包同志念了一段儿报纸

    从此，四清工作队就匆匆撤离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最开始时的表现形势，是中小学生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农村人觉得，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就应该是人家文化人的事，究竟农村人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想，说不清楚。

    后来，发表了一个“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队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接着又有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指示，后来在社会上就到处横扫“牛鬼蛇神”了。

    所谓牛鬼蛇神，就是在历史上有过些黵的人，在单位里，在城市，被批斗后，被轰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在农村明黵儿的是那些地主富农。从各条渠道传来的消息好怕好怕，某某村的某某个地主被斗了，红卫兵斥令他的子女攥着皮带，用“皮带划子”抽他（她）的父母，抽得头破血流。我想，如果红卫兵，让我这样抽我的母亲，我怎么办哪？我的心忐忑着

    大家的心都在忐忑着，先是把我两个母亲梳了几十年的小纂儿头从脖子后头磕噔一剪子给绞了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十九虚岁，正在生产队喂猪，白天在猪场喂猪，夜里也住在猪场里。

    我住的屋子有两间，总共有二十平米，一个大炕占了这二十平米的少一半儿，连着大炕有个偌大的锅台，锅台里砌着一个黢墨油黑终年也不用刷的大铁锅，这个大铁锅除了熬猪食，还要给牲口煮料豆，几乎一天也不闲着，大炕每天都烧得噌噌的热，我睡不得热炕，每天在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可是和我同炕的一个老头儿却鼾声如雷，睡得异常香甜，这个老头儿是喂大牲畜的，和我共同使用这个二十平米的屋子，老头儿的“家当”是几“窟戳”料豆儿，有高梁、黑豆、玉米，我的家当，除了喂猪的两窟戳饲料还有一副水桶和一条扁担，这些东西，都放在地上靠墙根儿的地方，炕上放着两个光棍子卷。

    两个光棍子卷一个是老头儿的铺盖，一个是我的铺盖。

    在这里睡觉比在家里睡觉简捷了两道程序。

    在家里睡觉，每天晚上要打开背卧垛，焐上背卧窝，每天早上起来，要把自己用的背褥叠好，垛在背卧垛上去。

    而在这里睡觉就不用了，早上起来，把自己睡的背窝稍微整理一下，像烙“裤腿子饼　”一样把它从一头卷起，卷到墙根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用手一拨拉，那卷着的铺盖卷就会很自然的打开了。

    大家习惯于把这样的铺盖卷叫光棍子卷。

    一九六六年，我虚岁十九，自然是光棍子，而和我一块睡在一个炕头的那个喂大牲口的饲养员，他当年已有六十出头，他可谓家齐人齐，他有四个闺女两个儿子，他给有钱人家扛了一辈子活。

    有钱人家养着一把骡子，请他去当“掌鞭”的，来往于北京和“口外”跑买卖，无论是冬寒酷暑，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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