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生产队要来知青了，知青都是城里的青年学生，我心里忐忑了起来，我脑子中又浮现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男红卫兵拿着皮带抽打黑五类，和女红卫兵要扒周老师裤子的镜头。如果那样，我的两个母亲朝朝夕夕要和他（她）们相处，作为儿子的我，将如何是好哪！

    生产队来了一个女知青，是附近镇里的，长得很好看，但从没见她笑过，面孔的表情和她的年龄极不协调，似乎看透了世界一样，总是冷冰冰的。但看惯了农村粗鲁粗旷和粗糙肉皮子女孩儿的我，还是想多看她几眼。

    一次队长分配我“捣粪”分配她也捣粪，虽然在一块儿地里，但是相距要有一百多米呢，也许我嫌寂寞，也许是我要讨好那好看的女人，我唱起了歌

    过了一天，哥哥悄悄的告诉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女知青说你和她在一块地里‘捣粪’你扯着嗓子唱歌，说你像个神经病。”我自然知道了哥哥说话的用意，我知道女知青很讨厌我，从此后，我的言行，在女知青面前，自然要慎规慎矩了。那个女知青没在生产队呆多长时间就被公社调当广播员去了，而后，又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派去上大学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时期，我大妈生的嫁给北京的那个姐姐再没有来，而在一九七零年，她突然又来了，在这几年里，我们很不希望亲戚朋友到我们家来，其一原因是，那个时期，来了人就要报户口。亲戚朋友，好的还可以，如果不好的，真怕让治保委员会给带走，而隐瞒喽来人的真实成份，前车之鉴，又怕给这个家庭带来新的灾难。

    此时的姐姐已不在北京住了，他早在一九五三年就不在北京了。姐姐家解放时，姐姐的公公，老哥儿仨分家，姐姐公公这股，分了德胜门外黄寺的一处宅子，为了生计，在新街口租了一间门面房，惨淡经营着杂货部，姐姐的公公有两个太太，姐夫是大太太生的，姐夫，在姐姐公公的所有子女中，是老大，此时的姐姐公公应该有七八个孩子，加上两个婆婆和公公和姐姐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应该有十多口子人了，此时的杂货铺，经营的应该很艰难。而姐夫已经成家，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姐夫就应该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奔波了，姐夫本应该上大学，而他在念书时没有好好念书，竟逃学了，因此，大学没有念成，没有一技之长，到劳动部门报名找工作，由着人家分配，把他分到了山西大同矿务局，姐姐和两个孩子也先后随着他去了大同矿务局。在局里工作的，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学有所成的专门人员，或者是转业军人，姐夫和这两样哪个都不沾边，没有被分配到局里，而是被分配到矿里去了。和姐夫同去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被分配到矿里去了，大同矿务局机关在山外边，而所有的矿都在一条山沟里，刚刚解放时的大同煤矿，哪像个矿啊？也就是个小煤窑，同去的那两个人，看到这里如此寒酸、简陋，到处是煤黑子，大风一刮，脸障上了煤烟子，白衣服染成了黑衣服跟北京怎么比呢，同来的那两个人，没在这里呆几天就打马而回了。

    而姐夫此时已是个四口之家的一家之主，他没敢像那两个人一样也打马而回，因为北京的工作，没有一技之长更不好找。而在这里，虽然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可这里却拿自己当了文化人，因为他念过高中，让他去教书了，虽然学校是在破庙里，但也是学校，自己也是老师，别人见了面，会客客气气的叫自己一声老师，而且让自己的老婆还去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姐姐当图书馆的管理员，当然是绰绰有余，因为姐姐私塾里念过“大学”而这两份工作的工资又不低，哪里黄土不埋人？那里不是吃饭、干活、睡觉？如此这般，姐姐姐夫一家四口子就决定在这里呆下去了。

    两口子都去上班，虽然生活过得可以宽裕一些，但是两个孩子没法办，姐姐想出了一个辙，把我妈的生的我一母同胞的姐姐接去给她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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