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芳如止水一般肃整的面容突然绽开了：“恭喜主子，贺喜主子。奴婢刚刚接到镇抚司的八百里加急奏报，礼部僧录司主事初幼嘉奉密旨宣慰乌斯藏，已经说服乌斯藏禅宗大派格鲁派同意派高僧入朝受封了！”

    原来，年初朝廷开制科取士，朱厚为了粉饰太平，彰显新政已尽得天下士人学子的一致拥护，命张居正说服他的两位好友、曾与他一起策动嘉靖二十三年科场举子罢考事件的何心隐和初幼嘉二人应试。两人都不愧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同登黄榜。其中笃信佛教的初幼嘉在策论中提出，目前正在乌斯藏蓬勃兴起的藏传佛教一大分支――黄教可以用来羁縻蒙元诸部，令一直为鞑靼虎视眈眈窥测边庭而忧心忡忡的内阁次辅李春芳、兵部尚书曾铣大感兴趣。李春芳和曾铣尚且如此，大致知道日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兴盛一时的朱厚更是如获至宝，立刻召见了初幼嘉，授予他礼部僧录司六品主事之职，命他秘密宣慰乌斯藏，说服黄教高僧入朝受封。

    按照朱厚的想法，册封黄教高僧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安排他们入蒙传教，利用宗教来羁縻蒙元诸部。由于乌斯藏虽自洪武初年便对明朝俯首称臣，并接受明朝设立的乌斯藏宣慰使司的管辖，一直按时朝贡，双方茶马互市往来不绝，但乌斯藏一直与明朝貌合神离，加之鞑靼俺答部崛起之后，控制了与乌斯藏毗邻的土默特部，从西北方向的青海一直到陕甘边境的广袤地区威胁着乌斯藏，使得乌斯藏各位王公或对鞑靼心存忌惮，不敢与明朝过于亲热；或眼热于鞑靼兴盛强悍而心生桀骜之志，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倾向日益严重。因此，朱厚担心黄教僧人会拒绝入朝受封，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不说，还势必会遭到朝野上下那些专一崇信儒教，将释道之流都视为异端邪说的清流官员和迂腐士子的反对。因此，他不敢明发敕书，就把此事交给了锦衣卫协办，连高拱和严世蕃这样的天子近臣也不得而知。

    不过，听吕芳奏报之后，朱厚疑惑地说：“朕记得初幼嘉在奏疏中所说的是黄教，怎么又成了什么格鲁派了？”

    吕芳赶紧解释道：“是奴婢回话不清。据初幼嘉奏称，乌斯藏禅宗教派众多，格鲁派乃是其中之一新兴教派，于一百多年前由得道高僧名曰‘宗喀巴’者开山创派，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又被称之为黄教。”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份奏疏，双手奉上：“乌斯藏禅宗在蒙元诸部的兴起与格鲁派之教义、戒规及沿革，初幼嘉已有详细奏本呈上，请主子拨冗一阅。”

    初幼嘉原本只是知道藏传佛教在蒙元诸部中流传颇广，奉旨去往乌斯藏拜访乌斯藏禅宗各大流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其中详情，因而在奏疏中写的明明白白：蒙元诸部普通百姓大多信仰蒙古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而各部贵族阶层，包括成吉思汗后裔“黄金家族”则推崇佛教。元史载，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蒙古帝国之初，佛教即已在蒙古人中有所传播。蒙古统治者出于巩固与稳定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在凉州会晤，藏传佛教始传入蒙古，萨班并被蒙古统治者确立为西藏各地僧俗的领袖。不过，当时藏传佛教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居于独尊地位。在忽必烈继位之前，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政策，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应为来自汉地的禅宗，如“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宗之首”的海云和尚，在蒙哥汗在位时即受命“掌释教事”，为国家祈福事。嵩山少林寺禅宗大师福裕亦被邀至“北庭行在”，讲经累月。蒙哥汗时期，以福裕为代表的佛教和以李志常为代表的道教互相攻击，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下令在和林举行御前辩论，以决胜负。结果，蒙哥汗宣布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取得胜利。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蒙古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才发生了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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